每天早起半小时，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是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

早上5点前起床，洗漱后，6点前出发。先坐地铁9号线，再换6号线，7点前到单位吃早饭。单位8点上班，我7点半之前，已经坐在办公室了。

我常常看到男女同事，都8点多了，才一手拿盒奶，一手攥个鸡蛋，嘴里还叼根油条，踩了两脚火似地，慌慌张张往办公室跑。领导偶尔撞见了，虽未喝斥，大都也自觉狼狈，牛奶、鸡蛋再也吃不进胃里，吃进胃里的油条也不是个滋味，老在胃里堵着。

我就感到了，“早起半小时”的好处。无论干什么，这一天，都胜似闲庭信步，看天上云卷云舒，也有了蔚蓝的心情。

难得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敬服的曾国藩，就特别反对“睡懒觉”。曾国藩有个“八为本”，其中之一就是：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并指斥：晏起为败家之凶德。治家不能“睡懒觉”，治军更要早早起床。李鸿章是曾国藩的爱足，“睡懒觉”也不能饶过。

鲁迅先生也是个热爱早起的人，上小学时，就用刀在自己的课桌上，深深地刻了一个“早”字。

那“早起半小时”干什么呢?这就与“一生只做一件事”有关了。这“一件事”，就是“写作”，或者叫“文学创作”。写一首小诗，记下几句感想，草录一个构思。而已。

实际上，半个小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但对我挺重要，挺有用的。虽然只是匆匆一个草稿，一个朦胧的想法，可待周末、节假日有了空闲，就可以好好斟酌、完善。把小毛孩养大，把毛坯房里里外外装修妥当。一首诗，一篇文，就和人见面了。

而今，告别了办公室，不用再早出晚归，再按时按点上下班了。“我的青春我作主”，成了“个体劳动者”，我仍坚持“早起”的老习惯。时间是自己的，笔是自己的，诗诗文文，长长短短，天南地北，信马由缰，想写啥写啥，想写到哪儿就写到哪儿。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万类霜天竞自由。

遥想远山当年。我从小数学就不错，总参加学校、公社和县里组织的“数学竞赛”，偶尔也能拿个奖回来。但我很早就当了“语文课代表”，从小学直到初中，再到高中，所以大学就考了中文系。

其实，1979年高考时，5门功课，我语文考得最差，只得了50分。原因是，那年没让写作文。作文考什么?让考生把作家何为的散文《第二次考试》，改写成“陈伊玲的故事”。望着奇怪的考题，我莫名其妙，就只得了“50分”。40多年过去了，我还和当年一样莫名其妙。

有这么出作文题的吗?这是在考作文吗?

好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大度，很包容，硬是把我这个语文只考了“50分”的考生，给录取了。这大概就是命运吧。令我无比爱戴的母校，可能也认为那年的作文题，出得太“不着调”了。考“50分”，上中文系正合适。这样，稀里糊涂出作文题的老师，也可以从中反思一下。何为先生也高兴：大作家的代表作，是谁都可以改来改去的吗?

没改好“名家名作”，没写好“陈伊玲的故事”，没耽误我上中文系，更没能阻挡我热爱文学。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被禁锢了十年，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川大地，神州十几亿男女老少，还有百怪千奇的文学艺术，都一轰而拥到了新刷的雪白起跑线上：我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万象更新，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

除了上课，我就往图书馆跑。在老家上中学时，我没见过图书馆。而且，我大学的图书馆，比王府井的百货大楼，都漂亮。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让我眼花缭乱。古今中外，那么多文学名著，逮住哪本算哪本，对我都是美味佳肴，都是宫廷玉液，都是法国大餐。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虽然俄国的这位小说大师，很瞧不起比他年长264岁的，英国的这位戏剧大师。但丝毫也不影响，我对他们二位的同等热爱，双双痴迷。托翁《战争与和平》《童年少年青年》这样的长篇小说，莎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这样的悲喜剧，竟让我神魂颠倒，寝食难安。不到半年，我就戴上了近视眼镜。黑夜给了我一副黑框眼镜，我却戴着它读到天明。

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也让我长时间揣在书包里，有空就抄几段，不知不觉就抄了五六本。从中似乎寻到了“五·四”白话诗的源头。特别是依稀看到了，胡适《尝试集》，冰心《繁星》《春水》的师承。无比庆幸的是：泰戈尔复活，并催生了我那颗朦胧的诗心，让我更坚定地爱上了诗，成为痴情不改的诗歌爱好者，而且坚持不懈写了几十年。

我还爱往阅览室跑。阅览室也很大，三面玻璃窗，屋顶有一排排乳白色的灯管儿。这么好的光线，让我眩晕，让我感动。因为我的近视眼，日益加重，到哪儿都要先开灯。黑灯瞎火的，我伸手，就找不到五根指头。

阅览室订了好几百种报刊杂志，文学杂志也有百八十种。我经常看的有：《当代》《十月》《收获》《花城》《钟山》《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诗刊》《星星》，等等。

看到我特别喜欢的诗歌、散文，我就马上抄下来。有的小说，我也爱不释手，想抄但是篇幅太长了。想把有这篇小说的杂志，揣书包里偷走，我又干不了。主要是胆小。只有趁人不注意，把这篇小说撕下来，拿回去再细细品读。这样的偷鸡摸狗，不是很多，也就两三回。那也不好。如果别人想看那篇小说，就看不到了。我就立即洗手不干了。

发愤读书，振兴中华。我们那一批人，太热爱读书了，还有使命感。可又没钱买书……孔乙己认为：“偷书”不能算“偷”。

我有个同学，“偷书”被逮着了，给了个处分。他“检查”说：自己得了“幻想症”，跟哈姆雷特似的。学校认为他“耍赖”：你当“偷书贼”，跟“丹麦王子”有什么关系?这哪儿跟哪儿呀，学中文的，也不能胡说八道呀?其实，他的“检查”，还是挺深刻的，不一定是“胡说八道”。

还有一个大学生，要考研究生了，没钱买参考书。1981年4月的一个晚上，到西单新华书店去偷，让忠于职守的值班员逮了个正着。读书的学生嘛，哪儿干过这个，虽然之前也多次勘查过地形，“踩过点”，做过充分准备。还是被逮着了。逮着就逮着呗，赔点钱，给个处分，还能怎么着?

可读书人脸皮薄，他想跑，就拿随身带着的小锤子，和两个爱岗敬业的值班员搏斗。结果，打死一个，打伤一个。这个大学生，当年9月就被枪毙了。他是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七八级的，因为学习成绩连续三年“优秀”，直接跳班到七七级，正废寝忘食忙着“考研”哩。“研还没考”，“命就没有了”。

太让人痛心了，比早年被“打断腿”的孔乙己还惨。所以几十年了，我一直记着：他叫冯大兴。特殊的年代，特别的事。好在时代进步了，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教我们现代文学的王景山先生，好像是中文系的副主任。王先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闻一多的学生，研究鲁迅文学的专家。王先生认识很多当时正大红大火的作家，他和系里其他老师就经常请作家大腕们，来校给同学们演讲、作报告。

第一个请来的是王蒙。1957年“划右”后，王蒙曾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给王景山先生当过“助教”。梳大背头，戴黑框眼镜的王蒙，洋为中用，大搞“意识流”，在文科学生中，有很多“粉丝”。王蒙坐在讲台上，阶梯教室黑压压的，全是人。后面的人看不到王老师，大叫“站起来”。王蒙笑了：“还没动物园的猴好看哩。作家别见面，见面怂一半。要好看，可以请北京电影学院的明星。”大家哄堂大笑。

他还说：“我在给王景山先生当助教时，家里生活挺困难的，学校曾补助我200块钱。让我度过了难关。”又是哄堂大笑。王蒙文学课都讲什么了，我倒全忘了。

时隔20多年，2001年3月和2007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我曾两次采访过王蒙。王蒙是全国政协常委，那时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当记者。王老师有两句话，我一直记得。一句是:买官卖官比贪污受贿还可怕;一句是：领导比群众好糊弄。

2018年3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王蒙也来讲过。王老师80多岁了，身体和口才都挺好吧，不见老。会场乱糟糟的，王老师思路一点不乱。

继之而来的是刘绍棠。也梳大背头，戴黑框眼镜，派头丝毫不逊王蒙。刘绍棠说，他被打成“右派”后，本来也要到北京师院中文系当“助教”的，可是王蒙腿快先来了，他只好回老家通县(现在的通州区)劳动改造。谁想师院并非久留之地，很快王蒙就告别师院，去了新疆伊犁。八千里路云和月，戍边去也。

王蒙14岁入党，是个“红小鬼”;刘绍棠13岁发表小说，是个“神童”。重回文坛后，王蒙眼睛向外，拿来主义，在创作上“改革开放”，举“洋旗”。刘绍棠立足乡土，一亩三分地上打深井，讲“运河故事”，举的是“土旗”。一“洋”一“土”，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各有各的“拿手戏”。东山上开花，西山上结果。谁也取代不了谁。好一派繁荣景象。

刘绍棠慷慨陈词：“在外国是土的，拿到中国就是洋的;在中国是土的，拿到外国就是洋的。土和洋是相对的，没有土就没有洋。越洋的就是越土的，越土的就是越洋的。所以，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要洋为中用，不能邯郸学步。一句话：吃羊肉长人肉。”我还从没有听到，有谁把“土洋关系”，讲得如此淋漓透彻。刘绍棠还有四句文学口号：“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听着也很给力。

后来，我和几个同学去刘绍棠的“蝈笼斋”，拜访过他一次。

1985年夏天，北京作协在昌平一个叫“虎峪风景区”的地方，搞了一个文学培训班。我是学员，刘绍棠是老师。刘老师依然高谈阔论，大唱乡土文学的“高调”。那时，我已毕业，分到延庆中学当语文老师，业余写点东西。刘绍棠虽是大作家，看到北京郊区的文学爱好者，他又认识我，就十分热情。刘老师当面给了我很多指导，有时在报刊上发文章，也点点我的名字。

1994年，我出散文集，刘绍棠老师抱病给我写序。第一句话就是：“很多青年作家，尊敬地叫我老师，我都是盛情难却，实不敢当。可是利华(我的本名：刘利华)叫我老师，我并不觉得受之有愧。”刘老师对我真是偏爱厚爱。

我的老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周国华，为我这本书，曾专门录制过一期节目，刘绍棠老师又撑着病体，在他的“红帽子”书斋，接受专访，侃侃而谈了20多分钟，对后辈的殷殷鼓励之情，让我感动不已，至今不能忘怀。我的同学、北京大学教授张英，我的好友罗兴平、鲁雪雷、黄辉，还有一位摄影家朋友等，也盛情参加了这次节目，各自发表了真知灼见。

女作家张洁，也来师院讲过课。那时，我看过张老师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张老师讲了一件事，我和同学们听得心惊肉跳。大意是：张老师“入党”后，为了检验自己是不是忠诚坚定，假如落到敌人手里会不会叛变，她就学着刽子手的样子，把一根铁棍在炉子里烧红了，往自己撸起的胳膊、大腿上，一棍子一棍子地烫。听着“嗞嗞啦啦”的声音，望着袅袅的白烟，闻着缕缕的焦糊味儿……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雪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共产党人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钢筋铁骨”嘛，“老虎凳”“钉竹签儿”“灌辣椒水”，咱还没用哩。

听到这儿，好多同学大笑起来。而端庄秀气，说话温言细语的张洁老师，没有笑。她很认真，满面郑重，接着说：我身上流血了，疼得流汗了，我没有流眼泪，我没哭。大家又给张老师鼓掌，热烈鼓掌。张洁老师解释说：也许，我很幼稚，很傻，但我是真诚的。

张洁老师讲的这件事，还有她说的这一番话，比她任何一部作品，在我心中产生的冲击力都要强烈。为此，我去过上海龙华、南京雨花台、重庆渣滓洞、江西上饶集中营、贵州熄烽集中营……革命先辈们，面对反动派的屠刀，个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有很多人出身豪门，上过大学，留过洋，穿长衫，戴金丝眼镜，本是可以当作家，当诗人，当大学教授，或者到国民党里当官发财的……起码不用钻山沟，穿草鞋，吃树皮，更不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

可革命先辈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自己身处那个年代，我究竟能不能经受如此严峻的考验呢?

这时候，我就又想起了张洁当年的那次讲座。而今，我们党已有9500多万党员，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像张洁那样，经常自己问问自己：在各种各样考验面前，能不能做到“绝对忠诚”?由此对张老师更生一分敬意。

人生是什么?有人说：人生是苦中作乐。我说：不，人生是与命运无休止的搏斗。这也是张洁老师的话。真是柔肠侠骨呀。是个好作家，也是个好党员。

老作家萧军自称“出土文物”，在他女儿的陪同下，也来学校讲过一次。他主要讲了萧红，讲了鲁迅先生。萧老师重点讲了，鲁迅先生对他和萧红的指导。他说：鲁迅先生心特细，帮他们改错别字，改病句。萧红的字写得小，还潦草，鲁迅先生看她的稿子，有时就帮她誊抄一遍。送朋友书，鲁迅先生打成一包，捆包的绳头都要用剪刀剪齐。大事小情，事必躬亲。要不，鲁迅先生55岁就病逝了，先生是累死的。鲁迅先生比很多人，活得都累。

香港著名诗人何达，和王景山老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也被王老师请来，讲过一次诗歌。好像是初春，我们还穿着棉衣，60多岁的何达，却穿着T恤和短裤。一见面，就让我们刮目相看。先用笑声和掌声，表示钦佩。何达曾向闻一多、朱自清、艾青等大家，学习写诗，有一颗赤子心，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写的诗，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特别适合朗诵。记得何诗人，现场曾朗诵过几首。其中一首，叫《快乐的思想》。通俗易懂。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

《快乐的思想》

做每一件事情

都给它一个快乐的思想

就像把一盏盏灯点亮

砍柴的时候

想的是火的诞生

锄草的时候

想的是丰收在望

与你同行

想的是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与你分手

想的是重逢时的狂欢

著名作家刘心武、陈建功、李陀、孟伟哉等，也来校讲过。我和同学还请作家甘铁生讲过。转了好多弯儿，钻进北京一条古老的胡同，去请诗人食指，赶上他家里有人生病，就没有来。食指有一首诗，叫《相信未来》，好多同学都会背。有人就开玩笑说：就因为咱们老背诵“相信未来”，所以，食指才真“未来”----没有来。

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庆人，小学、中学都是在偏僻的山村上的，读的书极少，基础太差。18岁上大学之前，从没有离开过延庆盆地。一睁眼，往哪儿看，都是山。眼界和胸襟，让沟沟梁梁，给缠裹住了。

所以，在师院中文系学习这4年，尽管我起五更爬半夜，头悬梁锥刺骨，却终未摘了“差等生”的帽子。是个“老大难”，重点“帮扶对象”。甚至，还被教文学概论的向锦江老师，严厉训斥过一回。和我同遭“训斥”的，光我们宿舍就有五六个。哲学我还补考过一次，才及格。

知道历史上有个勾践，几欲在宿舍挂个苦胆，每天舔一口。可惜，小小一个寝室，床上架床，住了7个同学。我担心，一个苦胆7个人都来舔，你一口我一口，一个礼拜就给舔没了。那年月，猪肉都很难吃到，猪苦胆更不好买。

教写作的老师，就是高明。他说：中文系的学生，应该会写东西。不会写东西，门门功课一百分，也不叫能耐。一句顶一万句。因为写作老师这一句话，救了我。让我在迷茫彷徨中，明白了天无绝人之路。

拉屎攥拳头：那我就写东西吧。好在我上中学时，爱写作文，有点基础，还写过一首顺口溜式的诗歌，让我在班里和学校，小小出过一回风头。只好先写诗歌。我白天写，晚上写，日产诗歌五六首。

请要好的同学“指点”，他们说：什么玩意儿?总这么拿着棍棒“指点”我的，有赵学功、谢久忠二位。但我并未被棍棒吓倒，反而愈挫愈奋。任尔东西南北风吼，我仍是每天五六首。好友怕我“疯了”，一边把碗里的肥肉片挟给我吃，一边“心疼”地安慰我说：好多写诗的，都是“神经病”。咱不写诗，没病没灾地活着，不也挺好吗?

我却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生活，不光有肥肉片，还必须有诗，有写诗的远山。

这样没黑没白干了一年，还真鼓捣出一些分行排列的“玩意儿”。1982年9月，《北京师范学院报》最先开眼，发现了我。把我写的一首欢迎新生入学的小诗，登在了“院报”上。题目叫《练就鹰的翅膀》。望着我的“处女作”，我觉得比个“处女”还娇美绰约。真是楚楚动人，视之怦然心动。居然，还给了我几块钱稿费。

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我更来劲了。我的同学张文玺，是从房山来的，在“院刊”上，发了一首《暑假，我晒黑了》，又在《北京晚报》上，发了一首《三月，你好》。比我写得好，名气大。张文玺对我说：这么多写诗的同学，咱们成立个诗社吧。

讨论了一夜，主要是为叫什么“社名”，争执不下。后来，有个城里的同学说：就叫“雪浪”吧。那是个冬夜，老天下了一世界雪。一屋子年轻的诗人，群情激奋，个个满脑门子汗，跟刚刚吃过“麻辣火锅”似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雪浪”诗社，那个来呀来到。

张文玺牛牛地当了诗社社长。出了几期油印的《雪浪》诗刊，有些不大不小的影响。一日，张文玺社长说：咱们举办个诗歌竞赛吧。小诗人们都热烈响应，没几天，就征集了好几百首。然后评奖。校内校外找老师，找专家，找诗人，把作者名字捂上，公平公正嘛。没想到，我中了一等奖。题目叫《崭新的电车》，奖励我一个手提包。是真牛皮的，不像后来河北白沟卖的那种冒牌货。我现在还经常提着它，参加一些体面的高规格会议。

后来，我想了想，《崭新的电车》能获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首诗，整体上采用了象征手法。直接受到了梁小斌《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还有王小妮一些诗歌的影响。间接上，我读了诗人艾青、戴望舒、徐志摩，臧克家、何其芳，读了诗人雷抒雁、流沙河、邵燕祥、叶文福，读了朦胧派诗人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江河、杨炼、徐敬亚、吕贵品，读了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彭邦桢、非马、席慕蓉……这一大批诗人的作品，也让我吃了很多营养液和激素。

还有一位兄长，叫鲁雪雷。我必须说几句。雪雷兄是堂堂北京四中的高材生，“文革”期间，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我们村。我正在上中学，在学校听不明白的课，经鲁老师一讲，我就懂了，他是我的“课外辅导员”。

我参加高考那年，雪雷兄已经回城了，他还经常给我寄“参考书”。我能考上大学，雪雷兄对我的帮助，超过我的很多老师。我刚到师院上学，雪雷兄就在甘家口，请我吃饭。还点了一条鱼。大概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

雪雷兄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我们村插队时，他就写诗。他听说，我爱上了写诗，不知从哪儿找了几本，北岛他们编的《今天》杂志，给我看。上面登了好多“朦胧诗”。我一头扎入《今天》杂志里，就像高尔基扑在了面包上。高尔基他们苏联人爱吃面包，我那时写诗正如饥似渴，像苏联人吃面包那样香。

雪雷兄还带我去中国美术馆，看了一次“星星画展”，也让我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诗书画一体嘛，滋养了我的诗心。看得多了，写得多了，诗艺也有所长进，就冲出了校园。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发了一些现在看起来，比较可笑的“应景诗”。

中文系七七级的师兄张宏，是著名诗人张志民的公子，曾在《北京师范学院报》《北京日报》当过文艺编辑，编发过我不少诗，是我艰难摸索学诗路上的第一个“贵人”，引我入门上道儿的“启蒙老师”。

外国的诗人，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的诗，我也看过几本，总的感觉：诗还是应该读原文。因为诗不能翻译，一翻译就变味了。

都是汉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谁都翻译不了。简单的几句“口号诗”，比如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再比如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个字都动不了。只要动一个字，就会跑风漏气。气韵味道没有了，还叫诗?

中国诗都翻译不了，外国诗就更没法翻译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翻译家们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反正，自此我不怎么读外国诗了。我想学好了外文，再读不迟。

那年头，挺拿文学当回事，在校的大学生能发个作品，走路都不一样。

谢久忠他们班，有个李功达，在《人民文学》发了两篇小说。在我心目中，李功达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老家是平谷的，在《北京文学》发了一个短篇小说：《队长媳妇》。政教系一个漂亮女孩，马上就爱上了他。成了《队长媳妇》的“媳妇”。“漂亮女孩”家，还是城里的。只是平谷同学娶了城里媳妇，却再也没见他写小说了。后劲儿都跑到哪儿去了?我的大师兄。你在京城还好吗?

1983年7月，我从师院毕业，回到老家，在延庆中学当了4年语文教师。紧张的工作之余，仍然坚持写诗，还给学校的一个文学社，讲过一次“诗歌创作”。学生们挺爱听。

期间，我参加了延庆诗人连禾任社长的“七色花”诗社。成员有：王自明、张夙起、石中元、吴赤宇、谢久忠，还有我。一共7个人，都是男性。不定期搞点活动，谈谈诗歌，聊聊天，也喝喝酒。偶尔，“七色花”也到报纸、杂志上，联袂集体“绽放”一回。

诗社中的6位，皆我兄长，对我像小兄弟一样，倍加关爱呵护。阳光雨露予我最勤最多者，当属连禾老师。7人本职不同，性情各异，作品也自成面貌，却亲如手足。不管谁出集子，谁获奖，7个人都要想方设法凑齐了，相约举杯庆贺。海誓山盟一番。

好像是1984年，我在甘肃省武威市的《红柳》杂志上，发表了组诗《俺村的小伙儿喜欢写信》，有点反响。当年夏天，红柳杂志社便邀请我和三弟华夏，赶赴古称“凉州”的武威市，参加他们组织的文学笔会。

这次“凉州之行”，从延庆康庄站乘火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座位，站了一路，才抵达心驰神往的武威市。中国真大，火车真慢。实在扛不住了，我们就在地上坐一会儿，或躺一会儿。茫茫戈壁，浩瀚沙漠，一眼望不到边。马踏飞燕，月牙泉，让人魂牵梦萦。累是累，苦是苦，倒也饱览了风光，饱餐了“手把肉”，还结交了一批文朋诗友。

都挺能喝酒，都挺能吹牛。几百年也出不了几个的“文曲星”，齐聚甘肃省武威市开笔会来了。今夜无眠，今夜星光灿烂。从全国各地来了100多人，笔会规模气象不凡。

红柳杂志社办事，也不抠抠搜搜。临走，还把我和华夏的火车票给报销了。沿海发达城市也未必舍得。诗人“融点”低，比较容易激动。紧紧拉住亲人的手，我是一步三回头，泪眼朦胧望“红柳”。在你的毡房外，我唱断了琴弦。为了心中的“诗神”，我去了一个地方叫永远。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古凉州”那么多“千古绝唱”，不过“略输文采”，也就“稍逊风骚”，随着岁月的黄沙已经“俱往矣”。做不了“风流人物”，也不能沉醉在王翰、王昌龄、高适、岑参的酒杯里，妄自尊大，不思进取。

于是，我读了一些“新边塞诗”，比如闻捷、杨牧、周涛、昌耀、张子选、刘亮程，同时还发现了于坚、伊甸、曹剑、黄邦君、柳沄、海子等，也颇对我的胃口。搜来，悉数置于案上，生吞活剥，好一通饕餮美餐。

似乎有点感觉了，偶有灵感乍现时，乘兴写下的“长短句”，就一行行一队队，整齐排列在：《当代》《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西文学》《当代诗歌》《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等，大大小小的报刊上。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创作的《写在党的旗帜上(组诗)》《走向1997》，还在《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组织的诗歌征文评比中，分别获得三等奖和二等奖。

1994年，那是一个春天，幸得肖衍庆、齐颖二总编鼎力相助和支持，我的诗集《黑月亮 白月亮》上下两本，一本抒情诗集，一本爱情诗集，在同心出版社出版。受到著名诗人雷抒雁、高立林，著名诗评家张同吾，著名作家凸凹等老师，热情鼓励和肯定，并获得：北京首届写作艺术节优秀作品特等奖。诗人金蝉称我为“新乡土诗人”。

2022年，又是一个春天，为了喜迎“北京冬奥会”，作为“冬奥会”的礼品书，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了我的诗集《山一程 水一程》。有300多首。

我的老领导，作家、诗人石中元，满怀深情和殷切希望，专门撰写了两篇热情洋溢的长篇评论：《人民诗人远山》《一首歌是一面旗》，给我加油鼓劲和积极推介。

我的老朋友，作家郭嘉兴，放下手头的公务，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赶写出长篇评论：《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为我擂鼓助阵。

“人民网”“中国作家网”等也刊发了消息和文章。不“甩开膀子加油干”，我都对不住，这么多关爱厚爱我的领导和亲朋好友。

1992年，由著名作家中杰英推荐，我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

2003年，由著名诗人雷抒雁推荐，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雷抒雁老师在推荐词中说：远山是跨世纪的抒情诗人，他的作品是一代人的心灵吟唱。

2016年，全党开展“两学一做”活动，为了检验学习效果，以推向深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纪工委在101个部委，组织了一次全规模的比赛。领导让我牵头这件事。决赛的时候，需要插播两首主旋律歌曲。我们找了十几首，领导都认为不合适。有位领导说：你不是会写诗嘛，赶紧写两首。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我憋了整整一夜，写出了两首似是而非的所谓歌词。

第二天，又研究这件事，领导问:歌词写好了?我就鼓起勇气，念了一首《明白人 清白人》，念了一首《使命担当》。没想到，领导和同事都鼓掌。领导说：光听你念，就挺带劲儿，小子行呀。赶紧找人谱曲，找人唱。曲是青年作曲家王艺歌谱的，演唱是武警部队女中音歌唱家刘子旗。两位艺术家，真是德艺双馨，连工委、纪工委一口水，都没有喝，就完成了任务。

特别是刘子旗老师，不仅演唱录音不要钱，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八十万，把这两首歌，拍成了MV。军人就是能奉献。刘子旗家三代军人，更是特别能奉献。“正气歌”就应该让这样“不爱钱”的军旅歌手唱。“决赛”播放这两首歌曲时，现场300多位部长、司局长，听得柔肠百转，热泪盈眶。“决赛”刚结束，工委领导就和我亲切握手，热烈拥抱，合影留念，并高兴地说：可给咱工委长脸了。

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看到了这两首歌的MV,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批示中央主流媒体播放。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还把这两首歌，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音像资料，永久收藏。《使命担当》歌曲MV,还荣获安徽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央纪委的老干部，还把《明白人 清白人》歌曲,编排成了集体舞，边舞蹈边演唱。

为了配合本职工作或应约，这些年，我先后写了20多首歌词，作曲家王黎光、朱培华、刘跃强、段泽兴、王艺歌、周海涛、陈利民、蒙根等谱曲，歌唱家阎维文、汤非、张琳、吕薇、刘子旗、李娜、崔子格、舒婷、黄玮，电影演员胡静等，都演唱过。其中，我作词，王黎光谱曲，刘子旗演唱的歌曲《红色南昌 英雄南昌》，曾荣获江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文艺作品奖;我作词，周海涛谱曲，刘子旗演唱的歌曲《我为祖国守护一座岛》，曾荣获全球华语音乐金曲榜冠军。

2017年，我作词，张廷亮谱曲的《在田野 在山岗》，在网上发布后，河南电视台12位著名节目主持人，联袂集体演唱，并拍成了MV，在河南电视台连续播放，为助力全省扶贫攻坚，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河南省直机关、河南省辉县市在庆祝建党96周年、97周年“党旗耀太行”等文艺晚会上，曾有数十名歌手和“驻村第一书记”集体联合演唱，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四川省广安市电视台也把这首歌，拍成了MV,作为该市电视台，扶贫攻坚电视节目的主题歌，长期播放。

好像也是2017年，好友虞宝才，在我老家延庆当纪委书记。虞书记想结合延庆的特点，创作一首《忠诚卫士之歌》，供区纪委在开大会，搞活动的时候，大家唱一唱，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高唱“正气歌”，“打虎拍蝇”劲更足。

面向全区，大约征集了上百首歌词，宝才选出十多首给我，让我帮忙改出一二首，再找人谱曲演唱。我翻来覆去看，觉得没法改，就另写了一首，供虞书记选择。最后，他们就请延庆著名作曲家史长江，把我写的《忠诚卫士之歌》，谱了曲。虞书记带领全区纪检监察干部大合唱，还拍成了MV,在区电视台、区会展中心广场，滚动播放。

直到2018年，虞宝才书记调离延庆，回到城里后，这首歌才立马给停播了。播放了一年多吧，还是有不少人学会了，能够放声歌唱。“正气歌”虽停播了，而“打虎拍蝇”，只有“进行曲”，没有“休止符”。不可沽名学霸王。

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作词，朱培华谱曲，倾情创作的献礼歌曲《人心是咱高举的旗》，由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殷秀梅男女声携手演唱，也正在紧张录制中，并将拍摄成歌曲MV。

自己写的诗，被人谱了曲，满世界去唱，总归是件大好事。而且，我还听人说：音乐是最高级的艺术，最能直抵人心。那就让我的一首首诗，乘着悠扬甜美的歌声，去温润人们的生活，陶醉人们的心灵吧。

写诗的同时，我也写小说。我一度非常痴迷：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阿城的遍地风流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李锐的厚土——吕梁印象系列，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系列，杨争光的黄土高原系列，马原、扎西达娃的高天藏地系列，刘恒的新京味小说系列，王祥夫的好峁杂录系列，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刘庆邦的走窑汉系列……还有阿成的“年关六赋”，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 ……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原始野性，沾泥带土，直逼生活。借用阿成一篇小说的标题，来描述的话，叫作：胡天胡地风骚。

诸人诸作，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狼吞虎咽，受益匪浅。我的小说创作，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浸染和牵引。

应该是1995年开春，我写了一个30000多字的中篇，名字叫《红颜》，有点儿狐媚妖气。故事一半缘自从老家听到的一个真事，又兑入一半的联想。用400字一页的稿纸写的，装了满满一书包，骑着自行车，兴冲冲，就给《青年文学》杂志社副总编赵日升老师，送去了。仿佛过了十几天，赵老师约我过去说：写得还可以，就是太长。先压缩到8000字以内，再拿来。

下班回到宿舍，半夜三更，披衣起身，遵照赵老师的指令，几欲挥刀，可眼望自己心爱的“红颜”，怎么也下不了手，砍哪儿我都不忍，我先自“心如刀绞”。我的心血，我的骨肉呀。虎毒不食子。我是属牛的，吃草，不吃“红颜”。

正当我倍受煎熬，痛苦不堪的时候，延庆好友乔雨、曹金刚着手编辑《延庆文学作品选》，我就把“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红颜》，从嘴里抠出来，给了他们。老家的二位朋友，敢下手，不由分说，就把30000字，折腾成了8000字。倒不是一砍三段，或者大卸八块，而是把“红颜”囫囵个吊在火炉上，像烤鸭，烤乳猪那样，烧烤烘干。把活色生香的当代“红颜”，“抽巴”成了长沙马王堆的辛追夫人。骨架还有，妩媚风流已荡然无存了。乌呼，自古红颜多薄命。

后来，看到《延庆文学作品选》，也就20多万字，收了五、六十人的作品，不可能发我一个人30000字。这样一想，也就心平气和了。让我捶胸顿足的，只是：30000字的《红颜》原稿，莫名地遗失了。也许是，落到人贩子手里，漂洋过海，不幸卖到国外去了。

2006年第2期，山西省大同市的《北岳》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毒日头》。该刊总编、著名作家王祥夫说：原来，以为你是个诗人，没想到，还会写小说。

2015年春天，我到河南出差，省纪委的领导给我讲了一个案子，故事挺传奇的，我就此演义成个短篇小说，取名《十日谈》，发在了2016年第2期《北京文学》上。编辑张颐雯在“推荐语”中说：县委书记收到了神秘短信，其中秘密耐人寻味。他曾经做过些什么?他又怕了什么?他对神秘短信的追根究底，会有什么结局，会将自己带到哪里去?小说以诡异的视角，揭开了中国官场的隐秘一角。

2015年以后，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连续发了三篇小小说：《杀羊》《失眠症》《神算耿半仙》，全被《小说选刊》转载。非常感谢编辑戴希老师，他有一颗热心，有一双慧眼。《杀羊》同时被《微型小说选刊》转载，收入《新中国70年微型小说选》，并被教育部和安徽省、四川省等好几个地方，用作“高考阅读训练”的考题。那考题出的，连我这个作者，也回答不了。真难为孩子们了。

《杀羊》《神算耿半仙》，还先后获得《小说选刊》组织的微型小说征文，优秀作品二等奖和三等奖。2021年，我创作的小小说《百货大楼》，又获得《小说选刊》组织的微型小说征文，优秀作品优胜奖。

写小说，给我带来快乐的同时，偶也平白无故，给我增添了烦恼。

比如，我的短篇小说《千里马之死》《难言之隐》，尽管我采用了变形夸张的手法，有点像荒诞派。可发表后，还是有人对号入座，认为我在利用小说，含沙射影，讽刺挖苦他，从此不理我了，暗暗地生闷气。文化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儿多得像筛子孔，而且小得如针鼻儿。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其实，我写小说，谁也“不影射”，谁也“不讽刺”，谁也“不挖苦”。如果哪位看官，真从我的小说中，读出“影射”的话，那一定是，我在“影射自己”，我在“自嘲”。您千万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更别和远山“找茬儿闹别扭”。我不明白，您还不明白吗?

我很善良，我也很友好。我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亲密朋友。漫无目的，和“假想敌”较劲，是精神紧张，“抑郁症”的前兆。谢天谢地，阿门。

写诗写小说之余，我也顺手写点散文。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抒情，我都不知不觉，学习了鲁迅、朱自清先生，效仿了汪曾祺、贾平凹、何立伟、凸凹几位老师的路数和写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此，有的作品受到好评，有的作品还得了奖。

比如，1995年，我发表在《科技日报》副刊上的散文《大年三十贴红门儿》，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比”二等奖。

比如，2001年，我发表在《三峡晚报》副刊上的散文《让生活诗意起来》，获得了全国散文征文二等奖。

比如，2002年，我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副刊上的散文《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获得了河南省《纪检与监察》杂志组织的全国散文征文一等奖。

再比如，2016年3月，我发表在《学习时报》副刊上的随笔：《我爱读“党章”》，也广受好评，有上百家报刊、网站纷纷转载。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更是当面给我鼓励和赞许。中央纪委一位领导说：你写的《我爱读“党章”》，我看了好几遍。为了强化记忆，我还在电脑上自己敲了一遍。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周建华，还拿着我的这篇文章，给全校师生作了《怎么学习“党章”》的辅导报告。

1994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

2008年，我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时，报社出版了一套丛书，有我一本散文集《天朗气清》。一套十多本，我这本书字数最多，定价最高，但是卖得最快。上架没几天，就销售一空。想买这套丛书的人，一看没有我的《天朗气清》，大多就不买了。书店的经理紧急找到我，要把出版社给我的一百本赠书买走，以期为这套丛书发挥“带货促销”的作用。

著名作家刘绍棠老师曾专门撰文，评价说：远山深挖历史文化，感悟风土人情，创作出的散文、小说作品，蕴藉深厚，读来耐人寻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乡土文学”创作又一重要成果。

曾任《北京日报郊区版》文艺副刊主编的著名作家王葆春老师，也撰文称赞我的散文：“旱香瓜儿--另个味儿。”

我不打麻将，不玩牌，也不会唱歌跳舞，上班之余，坚持文学创作，是我几十年的唯一爱好。不盲目艳羡：聪明人脑瓜儿好使，多才多艺。常反躬自省：本就天生愚钝，弱智低能。只得老鸹喯牛眼，专凿一门。

写诗作文，孜孜以求，虽没有多大成绩，倒也自娱自乐。往大了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家庭团结，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总之，是积极健康的，百分之百的“正能量”。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何乐而不为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向未来，书写精彩。

作者远山简介

远山，本名刘利华。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北京市延庆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副书记。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当代》《十月》《散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西文学》《当代诗歌》等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出版《黑月亮 白月亮》《天朗气清》《山一程 水一程》等文学作品集5种，300余万字。有30余篇(首)小说、散文和诗歌获《人民日报》《小说选刊》“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和江西省、安徽省“五个一工程”等文学奖。被称为“跨世纪的抒情诗人”，作品被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吟唱”。近年，他创作了一批歌词，广为传唱，受到了听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