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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象形”是谢赫“六法”中的第三法，宋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也说：“象生意端、形造笔下”， 可见物象呈现是中国画的最基本的原理性法则。但是对“应物象形”的理解不能简单认为是在画面中追求物象的形似，中国画是画家面对世界整体“观-感-应”的体物过程，此中的造化和心源合一之处才是创作的根本源泉。
20世纪末以来，在中国画的理论讨论中，笔墨无疑处于一个中心位置的论题，此是传统绘画进入新时代在中西融合、全球化背景下带来的必然争执，是中国画的“写象”与西画的“造型”两种不同绘画立场的冲突，对于笔墨的要求在这两种绘画立场中是完全不同的，西画的“造型”强调再现与表现，而中国画的“写象”须遵循中国画传统笔墨思维的要求。黄宾虹曾说“尝悟笔墨精神千古不变，章法面目刻刻翻新”，显然是说“笔墨精神”是笔墨功能的核心，而“章法面目”是笔墨运用的形态变化。以西画的创作原理把握画面物象，笔墨处于从属地位，是表现物象的手段，是以中国画“写象”去形成画面物象时，笔墨则具有本体意义。中国画的笔墨必须超越造型的功能，以其自身独立的抒情表现性质去传递画家的感情，要以心取象去超越以形取象，才能达到大象无形的艺术自由之境。
基于此，观复美术院拟以“己亥墨象”为主题，邀请当代最具艺术风格的百位国画名家参与展览，以此呈现当代中国画的笔墨气象。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北京观复美术院
承办单位：观复美术院
学术主持：刘龙庭
展览地点：北京·观复美术馆
展览时间：2019年8月21日—8月27日
【艺术简历】
舒湘汉，1951年出生，湖南吉首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现为吉首大学美术学院首任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张家界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系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组长。
《石矶釣秋圖》95×95cm 2018年
写湘西风骨 抒胸中逸气
——读舒湘汉先生人物画有感
文/启琼
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使国家经济由贫穷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作为艺术家，生活在这个太平盛世的确是一种幸运，拥有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无需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担忧，艺术个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思想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是真正达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繁荣。
《亲家》125×125cm 1986年
市场经济作为国家运转的能源体系，在促进文化艺术大繁荣大发展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对艺术生态内在的影响，加之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也在改变着传统的审美结构，使得传统艺术的渗透空间受到了高强度的挤压和任意切割，迫使部分艺术家产生了对传统艺术命运的担忧和焦虑，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期的艺术的检验和存真去伪，沉淀了丰厚的代表着这一区别于任何历史时期的优秀文化传统，凸显了一批文化自信、思想坚定的德艺双馨的优秀艺术家，
《井冈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145×168cm
他们有情怀，有信念，怀揣初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们的艺术作品和思想观念透过历史深深的影响着当代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如南方的方增先、童中焘、刘国辉、卓鹤君，北方的卢沉（已去世）、郭怡踪、李世南、李少文等等，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绘画界最有影响力且领导潮流的大家，在巨大的物质诱惑面前，他们一直保持着艺术家的本色，坚守着艺术和人格的双重底线。现就职于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的舒湘汉教授就是一位放得下名利，守得住初心的中国画人物画家。
《晨妝》95×95cm 2015年
舒湘汉先生是一位50后人物画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早年毕业于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曾任吉首大学美术学院首任院长，为人耿介正值，为艺虔诚纯粹。自他从美术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就一头扎进浩瀚的传统之中，深居简出，虔诚的探寻着艺术的真谛。十年磨一剑，经过十年的潜心探索与实践，舒湘汉先生的人物画实现了一次完美的飞跃，其人物画作品既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醇厚，又具有贴近生活的时代气息，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用“线”是舒香汉先生艺术创作的标志性语言。齐白石有衰年变法，舒湘汉先生的盛年渐悟则为他下一步的变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山菊花》
舒湘汉先生是一位浪漫主义型画家，但他的创作大多却是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多以湘西少数民族人物为主要表现题材，近几年来多次出国采风写生，因此也创作了一批异国风情人物作品，如他的《武陵风骨系列人物》和《南非写生系列人物》等等。舒湘汉先生的人物画以用线造型见长，形神兼备，风格特征明显。“凡画，气韵本乎心，神彩生于用笔”（北宋郭若虚），每当阅读舒湘汉先生的作品时，总是叹服他那自由潇洒如行云流水又诗意浓郁的用笔用线，真的是赏心悦目。用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经常会出现的矛盾和理论来比照舒湘汉先生的人物画，舒先生的人物画既是在刻画人物形象又不是被动的将描摹人物形象作为终极目的；既是在追求一幅画的意境又不是简单的对一首古诗词进行图解翻译，他将“以形写神”作为指导他人物画创作的核心价值标准，轻松地统一画面，准确的表达了他的精神诉求。
《清真寺看门人》95×95cm 2014年
他在表现湘西少数民族人物这些对于他来说十分具有表现冲动和表现欲望的题材时，那血浓于水的真情流露和极具音乐节奏感的中锋书写用线与泼墨相结合，或先写后泼或先泼后写，笔笔生发，笔出情生，生动活泼，多一笔太多，少一笔太少，将湘西人善良朴实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哪怕是一幅写意白描，也能让人感受到色彩的丰富，尤其是在表现少数民族少女或古代仕女的时候，那中和而不失个性，灵动而不失稳健、自由而不失法度的淡墨用线既如宝石一般晶莹剔透而又温润如玉，干净利索，由是，笔下的人物也就不仅仅是栩栩如生，而是超凡脱俗，既养眼又养心。譬如他近期创作的《苗女》、《长鼓敲起来》等作品均为格调高雅的上乘之作。
《天门飞雪野拂禅隐图》130×120cm
艺术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但对于欣赏中国画来说，要品评一件作品的优劣还是有其感官衡量标准的。北宋黄休复把绘画作品分成逸、神、妙、能四个等级，而又把“逸”放在首位，他说：“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由此可见，一幅中国画要达到“逸”的品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非痛下苦功而能至臻，而在于“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现实中，我们往往遇见一幅好的画作时，会被画中散发出的一种气息所感染，让人陶醉，让人为之神清气爽，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精神体验，我们会认为这件作品具有“逸”品质。
《悠然南山趣》95×95cm 2015年
清人王昱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光明正大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也有然”，他还说“画中理气，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养心性，则理正气清，胸中自发浩荡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很显然，王昱是在告诉我们，绘画作品的优劣高下取决于绘画主体的画家的人品，因此，学画者贵先立品，立品贵在修养心性，惟其如此方能达到画中理气正，胸有浩荡之思生发，笔下有奇逸之趣产生。
《漲水蝦公退水魚》150×150cm 1985年
中国画与中国的老庄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画的“写意”、“以形写神”等等术语饱含哲学义理，以抽象的哲学理论赋予中国画“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南朝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道”即为老子道家哲学要义，“澄怀”则为循“道”修“道”之心境，而“味像”之“像”又非客观存在之“像”，而是超越客观存在之像之上之“像”，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画竹感悟与宗炳的“澄怀味象”有异曲同工之妙：“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于疏枝密叶之间。
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纸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板桥所说虽句似珠玑，然对于初学绘画者来说不可谓不晦涩玄奥，其实这即是中国画区别于其他民族绘画艺术，与中国哲学互为表里的莫测高深之处。
《山民之秋圖》200×145cm 2012年
舒湘汉先生的人物画格调高、书卷气浓。特别是他近年来所创作的很多异域风情人物、湘西少数民族人物小品等等都是格调很高的逸品。我经常对着舒先生的人物画细细品味，舒先生的人物画很少有复杂繁琐的背景，然而这并没有削弱其画面的丰富性和空灵幽远的意境传达，固然绘画理论早有形容“计白当黑”更具广阔想象空间之说，但“计白当黑”既然是所有画者都明白的道理，然而毕竟还是存在有同道中人无法参透其中奥妙而得失于画面的“多多少少”？对于一幅好的人物画作品，我们往往佩服的正是画家恰到好处地取舍和对画面位置经营的能力。
《娘親父老》68×135cm 2017年
作为经验丰富的人物画家舒香汉先生，我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发现过斤斤计较于“多多少少”纠结现象，无论是画面的形式构成还是“语言”本身的运用都是明确、肯定而气韵生动，线面相生，画面干净，毫不含糊。倒是有些坐五望六的大师作品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失误，不是空乏概念就是线条如死蛇一般软弱无力。中国绘画界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即为究竟是笔墨应该服从形象还是形象应该服从笔墨？画家们众说不一，其实，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辩证对待的问题，该需要笔墨服从于形象的时候，如果笔墨游离于形象之外，那么这种笔墨在画面中自然就是毫无意义的，也即是吴冠中先生所说的“笔墨等于零”；当需要形象服从于笔墨的时候，如果画家主体还在斤斤计较于形象而“就事论事”，那么个人认为画家有必要再重新认识笔墨。笔墨和形象谁服从谁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对立问题，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统一问题。
《拉卜楞寺印象》95×150cm 2013年
当我仔细推敲舒香汉先生的作品，全神贯注于其中的用笔用线和泼墨，显然舒香汉先生已得个中三味，读舒先生的作品如同清晨薄雾包裹自然实相，浑然一体。同样作为一个画家，我是这样感知舒先生画作的，在舒湘汉先生的人物画作品中，我首先感知到的当然是人物的形象，因为人物画对人物形体和形象的刻画是否具有“意味”是第一要务，作为科班出身，创作经验丰富的舒湘汉先生来说，也正是因为他扎实的基本功和艺术天赋，生动的人物造型和线的形式感构成了他成熟明显的风格特征。
《玫瑰坡人家》90×165cm 2012年
凡是人物画家都知道，对人物脸部的表情扑捉与刻画，是能否成功完成一幅人物画创作的关键，也是考验一个人物画家能力的关键，很多人物画家在做人物脸部刻画的时候小心翼翼，在每一根用线下笔之前都曾经有过犹豫不决的思考，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善于用线的画家，倘若在人物脸部用线不精准，可有可无的线太多，容易与画面整体脱离关系而孤立，最终导致全面陷入线的牵制而难以收拾。而舒湘汉先生的人物画，无论是老人还是少女、还是小孩子，对于脸部五官结构的刻画都是用精准果断的线来书写，或长或短明确肯定，干脆利落，最后略施淡赭以丰富单色用线或随类赋彩，可见舒湘汉先生对于线造型已经是炉火纯青，得心应手。
《观竹图》
当我把注意力再集中到对具体的用笔用线的审视时，此时我又发觉看似服从于形象的书写用线，其实它又具备着独立的审美价值，完全可以独立于人物形象之外，彰显出它具有疏密、干湿、浓淡、节奏、长短、中锋侧锋等寓变化于法度之中的泼洒勾勒的形式感染力和线本身的生命力，当我瞬间转换视觉焦点再来关照人物形象时，我又发觉他的每一根线条又都是在为塑造形象和渲染环境而发挥作用，与形象结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如果说当代水墨画是拓展了“墨”的诸多未知的可能性，那么我认为舒湘汉先生则是把“线”用到了极致。可以这样理解，就目前来说“画什么”和“怎么画”对于舒湘汉先生来说恐怕都不是他思考的问题，估计怎么“变”才是导致舒先生夜不能寐的关键。
《约堡村妇》90×160cm 2012年
中国画的发展从古到今一直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从顾恺之到陆探微，到吴道子，到荆、关、董、巨，到李成、范宽，到元四家、明四家，到清代四王、四僧以及近代的名家大师，他们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高峰，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进程。而当代中国画在多元文化的参与下，显得更为活跃，更具包容性，一方面有自信正视受“挤压”的不可逆转地社会发展因素，一方面也显示出其最具民族性格的勃勃生机的发展空间正好打破了自我感觉良好，固步自封妨的陈旧观念，呈现出了具有时代特征、丰富多彩的现代中国画风格面貌，有的画家善于用水用墨，有的画家善于用色，如台湾的刘国松、西安的李世南精于用水用墨，中央美术学院郭怡棕先生则是开启当代大花鸟时代的用色大家，而舒湘汉先生则以其虔诚勤奋的执着和敏锐的天赋，将中国画传统的灵魂性元素“线”重新激活，在当代大中国画时代，用自己的作品来证明，历史无法撼动“线”在中国画语言构成中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地位的事实，舒湘汉先生不愧为当代靠作品说话，有实力有影响力的中国画人物画家。
《壮行图》180×120cm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