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 峰

    近年来，随着中国画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中国绘画史研究也渐成为一门显学。“长安画派”作为20世纪与岭南画派、江苏画派并肩的重要画派之一，自然受到了众多美术史研究学者的关注。然而以往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赵望云、石鲁身上，尤其是对石鲁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多部著作和发表了上百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然而“长安画派”是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团体，个案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缺乏从全局角度来观照“长安画派”的形成、发展、艺术主张、艺术风格、绘画思想、历史地位的系统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屈健先生前不久出版的专著《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正好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有益的补充。这部屈健先生历时多年，在收集了大量关于“长安画派”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走访了众多前辈研究学者和画家亲属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关于“长安画派”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专著。这既是对王宁宇、程征、叶坚、王非等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发展，更是为今后进一步展开对“长安画派”的研究起到奠基作用的著作。

该书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系统阐述了“长安画派”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章对被誉为“长安三杰”的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分别做了个案研究，内容翔实而全面。第三章是“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与艺术主张研究，这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尽管以往学者的研究大多也集中在对“长安画派”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上，但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入手的，如对石鲁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创作方法论，又如“以神写形”的造型理念等等。在肯定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一份警惕，毕竟一个画派，那怕是单就一个画家而言，要想真正深入解读其艺术精神，单从他最为著名的艺术主张或核心的绘画思想来解读是远远不够的，必然会因其片面性而对问题的本质产生误读。正如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而屈健先生的这本著作恰好将“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放在其形成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既做了纵向的梳理，又做了横向的比较，同时又结合作品对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做了比较性的解读。这样一来，“长安画派”所倡导的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就丰富而立体的呈现了出来，我以为这是该著作研究最为突出的特征。

最后一章是对“长安画派”的贡献与历史地位的研究。一个画派在美术史上能够占有怎样的位置，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它的历史贡献，即为人类的文化事业增添了什么新的内容；二是后继者对它的研究深度和推广范围。前者毋庸置疑，“长安画派”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盛开的一朵奇葩，它是中国画关于西北地域题材创作的拓荒者，尤其是赵望云师徒多次的“西北写生”“农村写生”活动，为“长安画派”绘画题材的开创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打破了中国画仅在传统文人层面抒怀怡情的“雅文化”局面，以全新的笔墨语言塑造了劳动人民和西北独特的自然风光，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画的功能作用，屈健先生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来展开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还在著作的最后一节客观地指出了“长安画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1961年的“习作展”是经过“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一次“创作突击”，虽艺术风格鲜明，但更多地是在石鲁提出的“首先给人雄伟的感觉，然后再逐渐丰富它”的展览要求下进行创作的，缺乏作品笔墨内涵的挖掘和个人艺术风格的发挥，只能算作“长安画派”画家一次尝试性的艺术探索，并不能概括其画派的全部风貌和最终的艺术成就；第二，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赵望云“不画不劳动的人”和石鲁“美术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的艺术价值观，无疑是受时代大背景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火热的现实生活”进行图解，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中国绘画历史的文脉，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这一历史局限性的提出，无疑是对今后“长安画派”的研究者起到了有益的提示作用，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客观地进行“长安画派”的研究。

据我所知，屈健先生在完成这部著作后，又着手开始承担2014年度国家社科课题“长安画派”口述史的整理研究工作。我想，在《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的《“长安画派”口述史》将会分量更重，呈现给大家的将是一个更加精彩的“长安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