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古老的“骈体文”在中国似乎又开始吃香走红，不仅中小媒体对其青睐有加，甚至某国家级大报也开设“百城赋”专栏，邀请各城镇纷纷献“赋”，连篇累牍，引以为荣。去年京城更有《××辞赋》创刊，专门登载骈体文章。流风所致，近来一些书法人对“赋”这种体裁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分场合，争相大“骈”特“骈”起来。

　　对这股“骈体之风”的盛行，笔者认为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所谓“骈文”基本是以堆砌和炫耀生僻词藻为主，佶屈聱牙，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早已失去使用价值，文白夹杂、无病呻吟、陈腐拼凑、不伦不类，一般读者很不喜欢。从发表的“城市赋”来看，虽然表面华丽堂皇，篇篇为骈体，句句求对偶，然而文理不通、思想苍白，说明今人搞这些东西已是力不从心，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也没有多大欣赏价值。

　　令笔者惊异的是，在这些作者中，竟出现了一些书坛人士的名字。如今书坛读书风气渐浓，本是好事，但拿出大量时间、精力搞“赋体”创作，我很担心这样的路子是不是对头。要知道，在书法界，两千年来骈体文从没受过欢迎，今人盲目跟风，实在很不应该。对骈体文的死灰复燃，最可取的态度是不予理会，让它自生自灭好了。

　　很多人临习过“集王圣教序碑”，传承了它美妙的书法，但有谁记住过它空洞的内容呢？原因就是那《圣教序》、《圣教记》全是骈体，死抠对仗、排比、音韵、典故，虽然文辞华美但内容空洞。这是骈体文共有的特点，也是它的致命弱点。倒是碑上所载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用骈体，短小精悍，文风活泼，是一篇不错的散文，历来被人们传抄。散文长于表达，骈文追求词采，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赵壹写《非草书》批评张芝书法，皆用散文。自六朝以来，骈文不但统治了文坛，而且深入到社会，连日常的应用文也用骈文来写，骈文堕落为文人卖弄学问的工具。唐太宗的《圣教序》、李治的《圣教记》，内容是推介玄奘、推崇佛学，本来是应用文，却被他们的秘书写成了骈体，空话连篇难以卒读。当骈文深入到文人的血液中时，他们思想的翅膀便被折断了，直至彻底退化，成为凡夫俗子。

　　《曹全碑》之所以生动具体，颜真卿《争坐位》之所以大义凛然、大气磅礴，都是因为采用了散文这一长于表达思想的文体。真正有思想、高素质、说真话的书法人，大抵不屑于玩弄骈体文那种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

　　有时，适当在文章中穿插一点对偶、排比等骈文元素，也许会令文章增色，但全文骈体如“赋”这样堆砌起来的东西，比电视肥皂剧更苍白冗繁，令读者费解生厌。骈体文在古代曾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等“唐宋八大家”截击，终于将它逐出历史舞台，现在有人又把它搬将出来，其命运肯定不会长久的。我们的书法人犯不着在“赋体”文字上费工夫，因为在汉语文坛，比“赋”优秀的文体、文章实在太多太多，工夫下在这上面，让观众喜闻乐见，起码是能够理解明白，才是所有当代书法人的正确选择。（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