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诸葛静颖本报记者屠悦实习生陈宽

　　昨天的杭州气温骤降，秋意十足。年逾七旬的方增先戴了顶黑色扬基棒球帽，穿着皮衣，看上去很精神。坐下后，他笑了笑，指指自己的牙齿：“上面那排拔了4颗，4个月没嚼东西了，都是打成浆喝下去，还很养胃的。人老了嘛。”

　　但很明显，他那颗追求艺术的心还很年轻。因为明天在浙江美术馆，这位浙派人物画创始人、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双年展主要创办人，从浙江浦江走出去的老画家要在老家开个展了。

　　第一次素描画

　　“画得跟鬼一样”

　　方增先说自己走上绘画的道路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妈妈喜欢画画。以前姑娘们刺绣时都有一张黑底纸，用白色的笔临摹出图案后再刺绣上去。我妈妈就很喜欢这个临摹。那时候我三四岁，家里经常有一群姑娘坐着刺绣，我就在其中穿来穿去，慢慢就感兴趣起来。”

　　新中国成立那年，方增先初中毕业，他从浦江县的偏僻山区到杭州赶考。因为中学时成绩不错，所以他瞄准了当时最好的学校——杭一中。后来时间充裕加上政策允许，他又试着去考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那也是他第一次看见石膏像是什么样的。

　　“小时候喜欢画画，是乱涂的。进考场时，那个白色的石膏像摆在那，好像是个半身的外国人，我面前还有张纸。怎么画？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所以，面对用“木炭”还是“铅笔”的问题，茫然的方增先选择了一支HB铅笔，这也是让他事后很懊悔的选择。“我先是用HB铅笔勾画线条，但笔太硬，画不深。眼看其他人都画完走出教室，我急了，捡起别人的木炭笔开始画。结果，HB铅笔画过的地方都‘油’了，最后整幅画都涂成了灰色，像鬼一样。”后来，因为不能一次交清学费，方增先放弃了杭一中，幸好国立艺专的老师还是让他“先进来”再说。

　　看黄宾虹画画

　　“吓了一跳”

　　国立艺专的入学考试给了方增先一个激励。进了国立艺专后，怕学习赶不上，他满脑子想的全是画画，第二年后成绩就在班级名列前茅。1963年，他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出版发行，并大受欢迎，当时凡是学画画的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几年中卖掉了36万册，一开始是两毛钱一册，后来卖到4毛钱，还重印了3次。他创作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作。

　　方增先识别画作的眼力十分了得。有人拿了100多幅画让他鉴别。他一张张翻阅，评论画作的水平和优点。“我能一眼看出作画人的岁数和出身，从20岁到90岁，我猜的岁数与实际都相差不到5岁。”原来，他有一套识别的方法：“年轻人更容易吸收东方的东西；业余的人的画法很熟练，但是基本功不扎实；年纪大的手法有一定的沉淀，很容易鉴别。”

　　在国立艺专学习期间，方增先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碰见黄宾虹。当时方增先是研究生，1955年学校请来90多岁的黄宾虹为研究生示范山水画。“走在路上，有个同学突然低声说了句‘看，那个画画的老头就是黄宾虹’。后来我大胆地走过去看他画画。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了一跳。明明眼前是玉皇山、苏堤和西湖中的船，他手掌大小的画本上却只有山峰和帆船，苏堤不见踪影。”方增先这才明白，黄宾虹画的不是眼前的对象，而是意境。

　　当年“很土很怪”

　　给人深刻印象

　　昨天接受采访时，方增先戴了一顶黑色的扬基棒球帽，显得很潮很精神。不过，他却说当年在国立艺专时自己是最土的那个。“天冷，我就穿一件长棉袍，而且还裹得很紧。学校里的帅哥美女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我后来到学校边上一家小裁缝店，想把棉袍改短，改成开襟的。结果没想到，那个师傅没做好，还在衣服前面加了密密麻麻一排纽扣。这样一来，别人看我就更怪了。”

　　不过，方增先更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怪模样”倒是给一位同班女同学留下了一辈子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女同学后来就成了“方夫人”。

　　“后来，成绩很好的我成了班里的互助小组长，帮助班里的同学学画、学素描。而她的成绩不是很好，这样我们渐渐有了交流。”1954年，方增先在学校当教员时，方增先的夫人卢琪辉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雕塑系学习。“这时候我经常去给她提意见，渐渐地我就成为了她的老师，不但纠正她，还动手帮她做雕塑。”就这样，两个人走在了一起。两人曾经在孤山上的散步也成了方增先最美的回忆。

　　对于明天即将在浙江美术馆开幕的展览，方增先很期待。“之前在上海的画展结束时，也准备去另外的地方展出。当时，浙江美术馆正好也装修好了，我心里也很想过来。”展览共展出方增先作品130余件，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50余年来在中国人物画领域的探索和思考。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本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