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傅抱石全家住在沙坪坝金刚坡，他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当时，蒋介石准备发表署名文章《告全国国民书》、《告友邦人民书》，郭沫若让傅抱石代笔，并限两三天内交卷。傅抱石激情澎湃，熬夜赶写，如期交稿，随后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告写得铿锵有力，词严意切，掷地有声，其中有几句话“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一度广为流传。

　　1942年6月，郭沫若创作的5幕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屈原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一个人格典范，同时又是一个集勇于抗争强暴入侵、敢于以死维护尊严、热爱祖国和人民于一身的勇士、英雄和爱国者。该剧公演后社会反响强烈，热血青年、爱国之士无不受到鼓舞和激励。时年38岁的傅抱石与屈原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屈原身上那种彰显民族正气的力量深深触动着他，他在感佩之余挥毫创作了《屈原》。郭沫若称这幅画和历史剧《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慨然于怀，为之题写了长诗：“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三户可亡秦，奈何不奋起?吁嗟怀与襄，父子皆萎靡。有国半华夏，筚路皆经纪……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书画交融，书以画名，画以书名，成为一时的美谈。

　　此后，激情满怀的郭沫若又相继为傅抱石的《陶渊明像》上题了《中国有诗人》一诗;在《渊明沽酒图》上题了“苍苍古木寒，觳觫难可遮。前村沽酒去，薄酒聊当茶……呼童急急行，莫怨道途赊”;在《龚半千与费密游诗意》上题诗3首，在《张鹤野诗意图》上题诗2首。郭沫若所以不厌其烦地在傅抱石的画作上题诗，是因为他从心底深处感受到傅抱石的这些人物画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他对先贤的景仰和爱戴之情：“统观抱石所示诸图，如屈原，如陶潜，如野遗与费密游，如鹤野题石涛画，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

　　1944年9月，傅抱石以诗圣杜甫的代表作乐府诗《丽人行》为题，创作了世纪名作《丽人行》。当这件作品的初稿完成后，傅抱石请郭沫若提意见，郭沫若以为上部的柳树太少，画面压得太低。于是，傅抱石又画了一稿，郭沫若认为此件作品为傅抱石珍品中的珍品，特别喜爱。1953年，傅抱石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国画展览时，将此画赠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喜出望外，当晚设宴请傅抱石吃饭，还特别邀请了老舍、曹禺等人。1955年，陈毅到郭沫若家做客，郭沫若将此画展示给陈毅看，陈毅连声称赞“画得好，画得好!”随后将此画借走，3个月后才送还。1996年，郭沫若基金会为了筹集资金，把这件珍品拿出来委托嘉德拍卖，引起世人关注，最后以1078万元成交，这在当时可算是天文数字。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

　　1944年秋，《郭沫若书法、傅抱石国画联展》在昆明举办。抗日胜利后，傅抱石两次回南昌举办画展，近半数作品有郭沫若题款或题诗手迹，堪称双绝。1947年10月27日，傅抱石在上海南京东路慈淑大厦“中国艺苑”举办《傅抱石教授画展》，共展出180多幅作品，人物、山水各半，且多巨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郭沫若提前在《大公报》上专门为傅抱石的画展发表文章《勖抱石：为傅抱石画展作》，他在文中指出：“傅抱石教授在中国画坛上有他卓越成就是毫无疑问的事。”并对傅抱石的艺术成就作了评价：“他的才力丰裕，学力深厚，工力稳健。作画大有气魄而不荡逸规矩，时新机杼而不卖弄才气。韩退之于其为文，以‘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自标举，我觉得这八个字是可以移来评抱石其人及其画的。抱石多才多艺，擅篆刻，能文章，精鉴别，书法亦雅静可喜。但这些都集中起来，蔚成了他的画艺。读书多，游迹广，阅历深。于其所业，专心致志，决少旁骛。他能有斐然的成绩是理所当然的。”并称赞傅抱石“军兴以后，居蜀八年，蜀中之山水奇气，战时之烽燧严警，错节盘根，惊心动魄，遂使今日之抱石更已骎骎乎迈入大家之林，欧美人士之识画者亦无不讶其独造。”

　　郭沫若不仅是傅抱石艺术上的知音，更是他政治生活中的知心朋友。两人多年的交谊，对傅抱石来说更多的是得到了郭沫若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傅抱石是郭沫若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具体实验者。

　　1949年11月26日，文化部部长茅盾批准发布《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掀起了中国画改造旧美术的第一次运动。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发表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和李桦的《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有关中国画的改造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傅抱石也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审视自己在新社会的作为，积极探索并寻求自己艺术发展的方向。但是，有些人以极“左”的态度对待传统中国画，并且涉及到傅抱石的个人历史和创作，认为傅抱石的作品“色调灰暗”、“缺乏阳光”、“缺乏时代感”、“对现实的热情不够”，给傅抱石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傅抱石为此感到非常苦闷。郭沫若对傅抱石的历史情况十分清楚，于是给江苏省委的有关领导写信，帮助释疑，使傅抱石能放下包袱，一如既往地专心从事绘画和学习。包括在以后的“反右”、“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郭沫若同样多次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

　　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郭沫若在上世纪30年代《离骚》今译的基础上，又翻译了《九歌》、《天问》、《九章》等屈原的代表作。傅抱石读了这些译作后欣喜万分，说这是“一两千年划时代的再创作”。1954年10月，傅抱石根据郭沫若的译作先后创作了《九歌图》之《湘君》、《湘夫人》、《东皇太乙》、《山鬼》、《东君》、《河伯》、《大司命》、《少司命》、《云中君》、《国殇》等10幅作品，题记为“九歌十幅，乃据郭沫若先生‘屈原赋今译’经营而成”。不久，傅抱石还为郭沫若画了大幅《湘夫人》(尺幅为118厘米×205.5厘米)，另一幅《云中君和大司命》则更大(尺幅为100厘米×280厘米)，后者在2004年纪念傅抱石诞辰一百周年画展上展出后拍卖，以1870万元成交。

　　1958年，傅抱石的个人画集《傅抱石画集》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自选1942年至1957年作品《桐荫读画》、《万竿烟雨》、《兰亭图》、《丽人行》、《平沙落雁》、《西风吹下红雨来》、《暮韵》、《抢渡大渡河》等40幅。郭沫若题写了书名，为之作序，指出：“抱石作品别具风格：人物善能传神，山水独开生面。盖于旧法基础之上摄取新法，而能脱出窠臼，体现自然。吾尝言：我国画界有南北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今北石已老，尚望南石经历风霜，更臻岿然。”充分肯定傅抱石的绘画成就，并为其画室题名且手书“南石斋”3字赠于傅抱石。《傅抱石画集》的出版，也确定了傅抱石在中国画坛上所应有的历史地位。

　　1959年，傅抱石和关山月接受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国画的任务。在绘制过程中，郭沫若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陈毅等多次给予了具体的指示和意见，并和傅抱石与关山月共同构思：“从江山如此多娇之‘娇’上下功夫，图中应包括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季节也可包括春夏秋冬，只有这样才能概括祖国的壮美河山，只有这样才能‘娇’得起来，才能体现‘多’的磅礴气势。”“主席写这首词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词里有‘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东方红’了，还不出太阳?它的光芒已普照着祖国大地，画面上一定要画出一轮红日。”

　　于是，画面上出现了一轮照耀着长城、黄河的红日，沐浴着江南的沃土、喜马拉雅山的积雪等祖国四季山水的景象。9月27日，毛泽东为这一现代美术史上的划时代作品题上了“江山如此多娇”。

　　傅抱石对郭沫若十分敬重，每逢郭沫若生日，他都会或大或小地画上一幅画，以表祝福。与之相同，傅抱石60大寿时，郭沫若也以法书斗方及对联以贺。其中，书法题道：“服务人民，老当益壮;师法造化，锦上添花。抱石同志，年已周甲，画艺创造，到老不衰，服务精神，与年俱进，用赠此联，以资共勉。1963年秋，石沱生撰并书。”洒金对联曰：“服务人民，老当益壮;师法造化，锦上添花。郭沫若撰，于立群书。”

　　1965年初，傅抱石为郭沫若、于立群夫妇画了一幅横幅山水大画《游九龙渊诗意》，画心尺寸达到146厘米×364厘米，是傅抱石作品中难得一见的大尺幅作品，在中国书画作品中也极为罕见。该图取材于郭沫若咏朝鲜金刚山九龙渊组诗：“白石乱溪流，银河落九洲”，“树影偕心定，泉声彻耳幽”。画面上，远处山峦起伏，云飘雾绕，瀑布从云中飞流而下，在群峰中奔腾，正中矗立着巨大的山石，四周苍松霜叶，山涧上有人临风眺望，气势磅礴，其用墨用色比其他作品更雄浑、粗犷，更有气势，是他“笔墨当随时代”之后画风转变的具体体现，郭沫若后来把它挂在自家客厅里。

　　在30多年的交往中，郭沫若和傅抱石情谊深长，他们书画交融，珠联璧合，以对艺术的执著探索与实践精神，积极融身到书画艺术的创作之中，或书或画，相互砥砺，携手并进，共同为中国书画艺术的繁荣发展谱写了华丽的篇章，为中国书画艺术的革故鼎新奉献了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