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与人类实践之间，存在着太多的重合，以致于我们会时常忘记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中的紧密联系，认为人类实践就是一个集合了人类各种实践行为的总称。然而，对于这个概念进行更为系统化的解析，不难看出它其实是一个兼具历史、现实、行为、产物的综合体，也是一个集通俗和学术为一体的概念，尤其是其中富含着极其哲学性的特质，不仅对于历史场域中的人类思维的理性化构成了直接的 影响，而且对于现实的人类思维的深层化和系统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导向。这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使我们能够以更为综合和宽广的视域来认知人类设计实践的发展演进。尤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种理性的解析，不仅仅体现出人类对于既往的追忆和回顾，而且更是反映出面向未来探寻自身发展之路的现实需要。无论实践还是设计，在与人类进行对应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因“时间”要素的存在而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规则，它们既涉及实践行为的导向和原则，又涉及终端产物考量评价的标准与依据。尤其是设计与实践之间天然性的对应又必然的为设计增添了更多一些需要关注和遵循的规则。对于这些逐渐在数量上增加、在范围上扩大、在程度上加深的规则的不断总结并加以切实的应用，贯穿了人类设计及实践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这些规则也对于“传统”这个博大而深邃的概念构成了极其直观且颇具发展特质的解说。
在当今这个对于“设计传统”不可谓不重视、但也事实呈现出忽视甚至是无视的阶段，我们的确需要有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设计传统的认知，不仅如此，这种清晰的认知与计实践层面的结合也事实地会成为设计行业发展进步的最大动力。著名设计理论家高兴博士作为多年来潜心于设计基础理论研究并取得较为显著成果的学者，在他的研究中，“设计与传统”的相关内容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特邀中外视觉艺术院执行院长、中国创意同盟运营总监彭贵军先生进行了此次访谈，现将访谈实录刊登如下：
彭贵军：高博士，您好，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在人类的进步、发展中，设计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使命，这一点在人类过往的阶段无疑已经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和证明，在当下也同样获得了体现和证明。只是结合现实的情况来看，设计似乎遭遇了一种瓶颈，无论是在实践环节还是在理论部分，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强烈的！简单地讲，就是设计在形式上越来越趋于“西化”，即所谓的“国际范儿”得到凸显，而在本质上却越来越疏离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对此您怎么看？
高兴：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贵军并共话设计的“今”与“昔”。你所谈到的“当下设计遭遇瓶颈”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现实设计缺失了与以往设计的潜在联系，这种联系的缺失可以概括地认为是“民族设计传统”的缺失，这样的一个结论直观的为我们指明了当前设计之所以遭遇瓶颈的症结，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或者说如何补充这种缺失？因为仅仅找到症结似乎还不足以对于设计良性化的发展构成保障，还必须通过相应的路径来解决现实问题。立足于对“传统”这个源头的探究，来解决民族设计传统缺失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表述这么简单，因为在“传统”这个语汇的背后，其实包含着相当多元和深层的内容，与“传统”形成关联的内容早已经在客观上为我们建构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不仅仅是用“从古到今”这样的表述就可以一言蔽之的。不仅在设计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包含着大量有关“传统”“传统探源”“借鉴传统”之类的实践行为及产物，而且这种与解析传统有关的实践可以说在所有的学科专业的发展中都是有迹可考的，也都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的。进一步来讲，针对设计传统的探究其实应当从“原则”和“方法”这两个部分来展开，即，一方面了解设计的传统原则，一方面了解设计的传统方法。其中“原则”是一个重中之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设计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个“理”字和一个“礼”字。这两个同音异形的字，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理”表述的是“天道”，也就是人以及万物在客观世界中所必须遵从的客观规律，它们也被定义为“宇宙规律”。是不可篡改和不能僭越的；“礼”则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所应秉持的规则与规范，即所谓的“人伦之规”或“人伦之道”。与“客观自然”这个大的场域相比，“人类社会”无疑是一个小的场域，而“尊天道”与“重人伦”作为人类活动于这一大一小两个场域中的基本原则，不仅不矛盾，而且在本原上使这两者之间包容与被包容、启发与被启发的关系得到了明确。当原则得到确立之后，就必然涉及具体实践中对于原则的贯彻和遵循。对于原则的贯彻和遵循就是我们所说的“方法”，它是指包括各种实践产物所牵涉的造型、材料、色彩、表面处理等各种要素在内的创造方法。通过见诸视觉的具体产物，我们可以较为明晰的获知由相应的产物所展现出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在不同的时代因现实社会的差异往往又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目，将这些不同时代的产物汇聚在“中华民族”这个极具历史语感的概念之下，就会发现，所谓的“设计方法”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宽泛和充满多样性的概念，因此，单纯而孤立地讲求从“方法”这个部分进行传统的探究和继承，并不是最合理的。只有针对“设计原则”这个最为根本的部分展开探究，才是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并发展传统的不二法门。
彭贵军：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以往无论是看到的，还是听到的，的确都是集中在“设计方法”层面上的继承传统，或者说是在这个层面上谈论“传统”，像您这样从“原则”的 层面来谈传统的的确是少之又少。您能不能更详细的为我们解析一下中国设计传统所依凭的原则？
高兴：贵军过誉了！刚才我们讲到，中国传统设计所依凭的原则，一个是“理”，另一个是“礼”。一个规约了设计实践对于“客观自然”的应有的态度和方式，其中涉及“材料”“加工”这些需要充分依靠客观自然的要素和环节；一个明确了设计在“人际和谐关系构建”方面的神圣使命和价值，通过“功能-使用-适用”这种逐渐明晰的对应，“人际和谐”的目标随着适用性渐趋增强的产品数量不断增多而一定程度地获得了实现。上述两个部分互为影响，在实质上为设计实践确立了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并非某个时代的产物，它所反映的是在很漫长的时段中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所逐渐形成的一个“规则系统”，是需要跨越时空的人类设计实践整体贯彻遵循的。在我们现实阶段的设计中，很多时候表现出的差强人意，往往是由于对这个“规则系统”缺乏遵循所致，对于“规则系统”缺乏遵循的原因又往往是由于对于“规则系统”缺乏必要的认知，这其中既反映出对于“规则”本身所指的无知，也体现出对于产生规则之源的无知。对于任何人类设计实践来讲，无论年代久远如何、地域广阔如何、水平高低如何，包含其中的对于规则的探究与遵循都是概莫能外的。作为规则产生的基础，宇宙规律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我们在进行一切实践的时候都必须遵从客观的规律，不能无视、更不能僭越。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客观世界”被高度浓缩为“金”“木”“水”“火”“土”“风”等概念，这些概念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物理意义上的，也不是依靠近、现代的所谓的“科学”就能够轻易解读的。换言之，所谓的“风”“水”实质上是一种替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确指，一方面，它是指向以“风”“水”为代表的一切自然现象，以及由“何时刮风”“何时下雨”这些规律为表征所宣示的种种客观规律，是名词语汇与动词语汇相结合的综合体；另一方面，则是指向“生殖”“繁衍”这些关乎人类存亡的根本所在。这个部分对于宋代以降经历了较长时间“理学”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来讲，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因为“生殖”与“男女床第”之间的对应，这个话题就显得有违社会风化，谈论这个话题似乎就触碰了社会的道德底线。然而，这种主观上的刻意回避，在客观上必然导致了有关传统真相的隐匿，不仅如此，还反映出我们思维深处难以名状的封闭和僵化。在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这种状况已经很大程度的制约了我们对于“开放”的本质性理解和根本性的把握。这并非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说辞，结合我们当下在“泛国际化”背景下的设计实践所遭遇的困境，这种情况还是可以具体的与“设计”这个部分形成对应，毕竟设计也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成分。
彭贵军：您讲得非常生动明了！我还想请您就“传统设计原则的形成背景”来简单谈谈。
高兴：好的！谈到传统设计原则的形成背景，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回到“道”这个基点。对于中国历史，我们常常用“五千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表述，姑且不论依据西方历史学的理论来考量这个结论是否恰当，仅就考古发现来看，这个“五千年文化”的说法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解析“五千年文化”可以从中看到，有文字可考的部分大致是三千多年，剩余的两千年虽无明确的文字，但却有不在少数的设计产物流传，从这些属于“历史”范畴的器物用具及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先民们对于客观世界逐渐加深的了解，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对于客观世界所做的不懈探究。作为探究所获得的成果，“道”这一概念的产生是最为显著的。可以说，围绕“道”，中国古代的先哲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认知客观世界的框架，也可以说是构建了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宇宙观，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开篇的一段话就事实的体现出这种宇宙观：“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门。”这种宇宙观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纯粹的哲学意义上的，因为它对于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人来讲，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认知客观世界的视点，也可以说是一种认知客观世界的路径。依照这个路径，人类实现了与自然环境的共处。因此，从字面解读“道德经”的含义，就是“关于'道（客观规律）'和得'道'的心得体会”。可以说《道德经》是中国传统设计原则明晰化的一个标志，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的设计就是缺失明晰设计原则的。例如，在《礼记》这样的典籍中，已经有不少关于设计实践及产物所应遵循原则的表述；再往前讲，商代青铜礼器上的那些纹样以及整体的器物造型，都不能简单地视为随心所欲的产物，因为其中都毫无例外的存在着一种“仿生设计”的特点。从设计学的角度来看，“仿生设计”是人类认识自然并刻意向自然学习的最为重要的一步，正是通过“仿生”这一路径，人与自然之间才实现了沟通和相容，人类才可能真正地实现思维大跨度地飞跃发展。也正是以这种方式，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和了解才逐渐达到较为本质的层面，诸如对于自身生物性构成的不足和欠缺的逐渐清晰的认识，就会使人类努力地在自然界中寻找可以对此形成补充的东西，像各种工具的开发、畜力的广泛应用都可以视为具体的反映（即使到今天，“仿生”依然是设计实践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方法）。以现实的设计实践作为设计实践原则获取的源头，再加上来自现实生活其他方面的感悟，中国传统的设计实践原则才会以一种非常具有系统性和哲学内涵的方式最终形成，并对于其后的设计构成引导。
彭贵军：作为中国人，在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有关本民族“传统”的概念，已经事实的呈现出淡漠和忽视，这于客观上反映出了主观的现实状态。在越来越强调“国际化”的今天，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与“国际”的接轨或同步，相反，这反倒使我们丧失了与国际对话的资本，因为“传统”无疑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软实力”，缺失了这种“软实力”就会真正变成“没实力”。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走向未来的民族都是极为关键的。所幸有高博士这样的学者能够不断以自身的努力来唤醒我们，使我们能够适时的回顾一代又一代先民所创造的优秀传统。非常感谢高博士！也希望今后能够不断聆听您的教诲！
高兴：谢谢贵军的夸奖！我非常认同你所提到的“'传统'无疑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软实力'”的论断。作为一个设计学者，我们的确有责任将先民们为我们所创造的“民族软实力”发扬且光大，这是责任，也是义务。这个部分今后依然是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我也会适时的将我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请大家指正！再次感谢贵军和中国创意同盟的各位同道！
高兴简介
高兴，博士，兰州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无锡太湖学院客座教授。先后获得江南大学文学（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江南大学工学（产品系统设计及理论）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设计师协会（CDA）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外视觉艺术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外美术研究院理事、研究员，中国流行色协会拼布色彩与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成都蓉城美术馆学术主持、特邀评论家。
出版有《新设计理念》《设计概论》《设计伦理研究》《设计问道》等专著7部，在《甘肃社会科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甘肃理论学刊》等CSSCI刊物及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篇，EI及ISTP双检索论文2篇，ISTP检索论文3篇。2012年荣获首届中国当代美术文献奖； 2014年荣获第十四届中国世纪大采风“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人物”称号。
彭贵军简介
彭贵军，策展人、媒体人、艺术史学者。
先后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美术学》专业，四川省诗书画院《中国书画》研修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创作》高研班。
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史论、艺术策划与管理、艺术制度与传播、中外艺术交流。多篇论文发表于《艺术研究》、《艺术批评》、《美术界》、《美术教育研究》等专业学术期刊。主编并正式出版的艺术类、学术类书籍被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三十余家全国知名图书馆永久收藏。
先后组织策划：全国青年美术家提名展、中外美术家国际交流展、川渝艺术家学术邀请展、中国高校美术作品学年展、中国高校美术与设计论坛、全国平面设计大展、中国当代设计双年展、中国当代设计高峰论坛等一系列展览及学术活动。
曾任成都蓉城美术馆馆长（2009-2014）。现任中外视觉艺术院执行院长，中外美术研究院秘书长，中外美术网总编，大型年度出版物《中国创意设计年鉴》主编，中国创意同盟运营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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