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景春

    也许，中国笔墨之源太深太远了。凡谈中国书画，总是离不开师承流派。坦白地说，对此，我不以为然。因为过分地强调流派师承，不仅无助于流派的发展，而且会形成千人一面、固步自封的格局。其实，从本质上看，拘泥于某家某门的家法行规，本身就背离了那些开宗立派的大师们天马行空的创新精神。这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而是继承的异化。正因如此，赏读国画家、文化部乡土艺术协会、文化遗产保护部调研员姜乃军先生的画作，便有了一种知音之感。

    翻开中国的绘画史，我们可以看到，花鸟画从唐代独立成科，到宋徽宗时几近极致的精妙，一直到明末清初以生命为笔墨，以绝望写花草的遗民，这些最具天然率性的花花草草，飞鸟鱼虫，要么走不出宫廷富贵的精巧，要么伴随着失意文人不尽的长吁短叹。它们的自然本性，独自向天的歌声却真的成了绝响。而姜先生笔下的梅兰竹菊，墨荷红柿却在这个幽深狭窄的天空中豁然写出一片明亮的阳光。那简约而峭拔的笔墨，空灵却现代的感觉，通过干干净净的笔触，挥洒出纯纯净浄的情感，完全是一幅幅画家心目中当代精神的映像，令人可读可感，回味无穷。且看画作——

     在中国漫长的画史中，可以说梅兰竹菊四君子孤冷凄苦了千载有余，那凄美的形象早已成为文人士子们固定的符号。那么千载以后，化石般的悲苦真的就化不成昂扬的斗志吗？姜先生笔下的梅和竹就没有拜倒在古人的脚下，他不以伤怀自怜，更不以清高自许，而是直面当今现实，以奇异的构图，生风的笔势直刺观者的心灵，仿佛要把隐居避世在泛黄古宣里的凄苦生生地拽到闹市中来，他要让文人习惯迎击，他要让生锈的情怀融入大海，就像他笔下的折枝梅花，在大片的留白中放飞一串闪光的音符，于娇艳中给人以惊醒的凛冽。再看他的荷花，自古以来，“莲叶何田田”的民歌是一种桃花源般的淡远，“莲动下渔舟”是一种诗情的闪念，即使“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清新也不过是一种把玩。而姜先生却在画幅上让两簇红艳冲天而起，水墨起伏的荷叶更是具有承风接雨的坦然而绝无“残荷听雨”的伤感。现在，再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他春天的藤萝和经霜的柿子上，这里没有吴昌硕的沉郁，却有着天朗气清，仁和暖人的情怀，那种充盈的饱满感，每一笔都溢出盛世人间的祥和。

    我们知道，书画家是用笔墨思考的。因为“书乃心画”“画为心源”，心中无日月，何处求沧桑？姜先生能在画作中把生活的磨难和不屈，把探求的勇气和坚韧尽情挥洒，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从深厚的功底出发的，要有目送归鸿的潇洒，必须先有手挥五弦的底气。而书法始终是我判断画家功底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在我的意识中，中国的艺术本身就是一根线和一潭水的组合，但就是这无法再简的简约贯穿了天地人生。因此，从书法的线条中，我们能看到书画家生命的外化；在氤氲的水墨里，能看到书画家内在的韵致。正是从这个角度，姜先生给我的感觉是字有侠气，画具张力，总有一股昂扬的倔强贯穿其中。在我见过的他为数不多的书法作品中，近作斗方“焕然一新”就有一定代表性，在这幅作品中，他用沉郁的笔锋，勃发的取势，通过枯藤般的飞白，让静穆的汉隶笔意充满现代人的激情。尤为可贵的是，在傲骨铮铮的线条中不乏热情的涌流，在节制有度的起伏里藏有敛气待发的冲动，然后把这种书法炼就的神韵融汇到画幅之中，使整个画面充满动感就像一座风的雕塑。

   走出画面，我感到：以出世为传统的中国水墨在姜先生笔下终于有了入世的情怀。作为一个喜欢他画风的赏读者，我想告诉其他想看而尚未读过他画作的朋友，如果你的身心已被高速旋转的世界拖得疲惫，如果你的思绪已被红尘熏染的颓废。那么，来看看姜先生的画作吧，他会让你重新燃烧。

（作者系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艺术评论家、文史随笔作家）